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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名最早起于唐朝，最初由富人、学者自行筹办，后由朝廷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逐渐具有半民半官性质，成为官方修书、校书或侍讲的机构。唐玄宗开元五年（717），于东都洛阳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因号乾元书院，先后改为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辩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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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末五代，战乱不断，很多儒家士人为躲避战乱，隐居山林，以寻求一片净土读圣贤书。到后来逐渐演变为授徒讲学，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有固定讲学的老师和前来求学的弟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官学的教育组织形式。
唐末五代书院的职能主要是教育功能，而不是前期的藏书或者办公场所，这为宋代书院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宋代以文治国，科举取士，且无门第贵贱之分，为广大寒门子弟提供了入朝为官的机会。科举考生的数量剧增，朝廷兴办官学的压力十分巨大。为了稳固统治，选拔士人，朝廷开始赐书、赐额、赠屋，扶持书院的发展。而印刷术的长足发展，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书籍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藏书得到保障和改善。以理学家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不仅成为理学传播之地，为宋代政坛注入清正之气，也为士人应举创造了条件。一大批宋代书院因时而生、因势而兴。
先秦时期，廪君创立巴国，创造了巴文化。秦汉时期，尹珍在南川西龙济桥设馆讲学，为重庆书院最早的雏形。唐贞观年间大足南岩书院的设立，开创重庆设立书院之始。自唐末以后，四川的经济逐渐向川东三峡地区转移，无论是农业、商业还是手工业，均呈现出兴盛活跃的景象，尤其是渝州贸易较为繁荣，重庆成为川峡四路的水上运输枢纽和“两汀商贩、舟楫旁午”的大港，同川西、川南、川北的成都、宜宾、乐山、南充等地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成为四川东部的商业贸易中心。唐代四川的造纸工艺是全国最先进的，宋代巴蜀地区的造纸继续保持繁荣的局面。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为书院的全面兴起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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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江津知县冯忠在县治西十五里建五举书院，为重庆已知最早的宋代书院。之后相继创建南山经堂、五峰书院、静晖书院、庹子书院、凤山书院、北岩书院、瑞应山房、竹林书院、南阳书院、少陵书院、宏文书院、龙门书院和五桂楼书院。从地理分布看，集中在重庆周边沿长江流域，尤其以三峡地段刘备托孤白帝城、“竹枝词”摇篮为中心的夔州府（今重庆奉节）书院更显密集，以静晖、竹林、南阳、少陵著称的书院群占宋代重庆书院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宋代统治历经三个多世纪，重庆出现十四所书院，数量或许并不出众，但如果考虑到重庆的区域范围，与全国的总体状况相比较，绝对算是了不起的成绩单。宋代四川书院共计三十一所，数排排名全国第六，重庆书院就约占一半，而其辖区面积仅为四川的四分之一左右。也正因如此，宋代的四川、重庆有“人文之盛，莫胜于蜀”之称，其学者文人们倾心学术、著书立说，重庆书院也在宋代进入区域历史的第一个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