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坪坝区，市民前往歌乐山烈士陵园缅怀革命英烈。（4月4日摄）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10月3日摄）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5月31日，白公馆、松林坡革命文物旧址修缮竣工试开放。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核心提示
■ 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
■ 红岩精神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方面——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革命斗争的精神风貌。这就是红岩精神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方位。
红岩青松沐风雨，不朽精神传万世。
国庆假期，24.2万人次的游客走进歌乐山烈士陵园，在红色旅游中厚植家国情怀，数量较2020年增长350.3%。
“我以前是通过书本、影视作品了解红岩，这次一口气参观了红岩村、周公馆、渣滓洞、白公馆等景区，深深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上海游客刘鑫感叹。
任何一种精神的产生，总有其特定的历史方位。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又因其所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一
走进红岩革命纪念馆二楼展厅，“千秋红岩”四个金色大字闪闪发光，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历史文物，将观者的思绪瞬间拉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侵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倾向日益显现。
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紧接着，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随后陆续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面临着发生逆转的危险。
面对复杂局势，中共中央领导层保持着清醒认识，坚持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夺取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解放出来，将决定于对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白区工作方针。
因此，高举抗日民主旗帜、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历史使命。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员名单；13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建议，改中共中央西南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16日，南方局向中央书记处报告领导成员分工情况并得到批准。
至此，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的中共党组织。
作为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南方局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重庆为依托，更加积极、主动地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1939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治口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这也成为南方局坚守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
二
红岩精神的首次提出，源自于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直到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东迁南京，其在重庆约8年之久。
其间，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暨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广大党员和革命志士，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和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团结中间力量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直到胜利；抗战胜利后，又为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面对危局，南方局毅然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周恩来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南方局更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外广泛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南方局的政治攻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陷入空前孤立，迫使蒋介石于1941年3月6日在二届参政会会议上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
在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上，南方局坚决贯彻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的成立，与他们建立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同时，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帮助民族资本家进步，使他们成为党的同盟军。
南方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有力地改变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领导敌后军事斗争上，南方局协助党中央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江南根据地的巩固做了大量工作；参与领导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以及南路人民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的建立，为创建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文化工作上，南方局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为阵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阴谋。同时，通过雾季艺术公演在国统区掀起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使抗战、团结、民主成为了大后方文化主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方局成功营救出一大批滞留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为民族保存了文化精英。
在隐蔽斗争上，南方局开展的隐蔽斗争，获取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甚至是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的战略情报，包括秘密交通护送了大批党的干部、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以及进步青年，为延安、八路军、新四军采集和转运了大量抗战物资；创办的一大批企业筹集了大量经费，保证了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各省区党组织正常工作需要，完成了中央赋予的重大任务。
在国际统战工作上，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利用各种渠道和机会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好人士广泛接触，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阴谋，从而争取了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使中国共产党走向了国际政治舞台，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南方局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组织建设方针，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坚持在实际斗争中识别、培养和锻炼党员干部。
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的恶劣环境下，南方局领导的绝大多数地区党组织，保全了领导机关和主要骨干，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上得到全面加强，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南方局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卓越工作，在解决皖南事变、提出“联合政府”主张、配合重庆谈判等重大历史时刻，始终高举抗战团结民主与和平民主大旗，为争取抗战胜利、实现和平民主不遗余力，与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共同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历史画卷，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
1985年10月14日，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这一概念由此传扬开来。
三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红梅赞》，唱不尽渣滓洞、白公馆英烈的忠贞与不屈。
走进渣滓洞监狱旧址，面对阴森的囚室、恐怖的刑具，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是什么让烈士们舍生忘死？
白公馆，位于歌乐山山腰。不远处的渣滓洞，原是一个小煤窑。后来，这两个地方都被改为监狱，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志士。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关押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人间地狱。
彼时，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她是彭咏梧之妻，长时间担当彭咏梧的助手，手中掌握着许多重要的秘密情报，便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
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审讯江竹筠，百般威吓利诱，江竹筠却丝毫不为所动。
徐远举一无所获，企图用严刑拷打来摧毁她的意志，给她戴重镣、坐老虎凳、电刑……江竹筠疼痛难忍，多次昏死过去，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最终，江竹筠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面对徐远举提出“只要签字脱离共产党就得到释放”的劝降，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死了，有共产党在，我等于没死。”就义时，他怒斥特务：“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同时大声高呼：“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然面对敌人酷刑，威武不屈，在狱中以顽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在刑场上，他挣扎着扯去背后的“死囚标”，转过身面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
1949年11月27日，离重庆解放只有3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的革命者实行集体大屠杀。在枪声大作、烈火熊熊的最后关头，革命志士们也不曾屈膝求生，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数据显示，当天，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的许晓轩、谭沈明等213人被杀害。而此前，9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及秘书宋绮云等6人被杀害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11月29日，城区“新世界”临时看守所中的32人被押至松林坡杀害。遭国民党反动派前后杀害的共300多人，仅有35人脱险幸存。
“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说。
红岩精神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方面——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革命斗争的精神风貌。这就是红岩精神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方位。
“今天，我们回首往事，红岩精神依然是座巨大的宝库，它具有丰厚的历史内涵，更具有穿越时空的实践价值。”黎余说，“我们要深刻把握红岩精神的信仰之力、道德之力、团结之力、执行之力，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
（稿件原载于2021年10月22日《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