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供图）
黔江区实验小学，学生在“小萝卜头”活动室观看“小萝卜头”资料展。（本报资料图片）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川剧《江姐》剧照。 （重庆市川剧院供图）
京剧《张露萍》剧照。（重庆京剧院供图）
它是一本红色经典巨著，出版60年，印制177次，发行量逾1170万余册，成为二度创作的题材源泉。
它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将其称为“心中的经典”。
它与重庆这座英雄之城紧密相连，一说起它，人们总会心潮澎湃，联想到曾英勇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烈们。
它，就是小说《红岩》。
《红岩》为什么这样红？
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有机统一的结果，创作者也必然是坚守人民立场，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
12月20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纪念小说《红岩》出版60周年座谈会在红岩干部学院举行。《红岩》作者家属代表、文艺界代表、读者代表等20余人作了发言，畅谈《红岩》出版前后的故事，以及它的诞生产生的深远影响，解密《红岩》为什么这样红的原因。
艰辛创作
雄踞我国红色经典作品高峰数十载
“老杨，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其实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12年前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了这本书。”座谈会上，《红岩》作者罗广斌之子罗加率先发言，“这是小说定稿的那一天，38岁的父亲罗广斌给创作伙伴杨益言叔叔说的话。”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下令对关押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的政治犯实施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3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前夕。《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就是从集中营脱险的幸存者。那么，这本小说是怎样诞生的呢？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起初，罗广斌、杨益言以亲身经历的狱中斗争事迹为素材，向社会各界开展革命传统宣传教育，广受听众欢迎；后来则逐渐走向文字创作，在十多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1万字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4万字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最终形成4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岩》。
这部小说，可谓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红岩》现责任编辑叶施水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红岩》自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来，雄踞我国红色经典作品高峰数十载，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
在向文学高峰攀登的路上，必定是一路坎坷。杨益言曾撰文回忆：“1959年秋……经过大半年的突击写作，废弃的稿页早已超过百万字以上，但总觉得结构不起来，感到缺少了什么，又说不出来。”
在创作陷入困境之时，1960年夏，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参观博物馆时，看到了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手稿。“那么尖锐复杂、变幻无穷、规模空前的战局，毛主席、党中央尚可瞭若指掌，指挥若定，自己的心境顿觉豁然开朗，觉得小说中再复杂的斗争也可以组织了。”杨益言在文中写道。当时，罗广斌也难掩兴奋：“看见了这些电报手稿，就好像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只，在迷雾中突然看见了灯塔。你看，我们不正是这样的吗？”
回到重庆后，他们紧接着认真学习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秋起，作者们从头再写时，就觉得顺当得多，心里踏实得多了。1961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为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后的小说《红岩》出版。
一次次推倒重来，一次次艰辛摸索，才成就了《红岩》那感人肺腑的英雄故事。除了故事，《红岩》的封面、插图也给读者带来强烈震撼。
朝阳下红色岩石上耸立着一棵挺拔的松树，象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崇高气节……60年来，《红岩》一直沿用“红岩青松”的经典封面，让读者过目不忘。翻开《红岩》，与小说同时创作、相辅相成的版画插图也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时，为了搞好《红岩》插图，罗广斌、杨益言二人还曾带着画家们去渣滓洞和白公馆实地走访，画家们深受震撼，对于插图创作构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家与画家融合成为一个创作集体，彼此亲密的心灵沟通，是《红岩》插图成功的一个关键。
就这样，《红岩》的文字内容和插图，都深深植根在人们心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它的影响甚至在出版第二年就已波及到国外。1962年8月11日，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刊登推荐和评论《红岩》的文章写道：“这些人物的伟大品质照亮了中国的每个角落，也照亮了中国的文学。”
构思精巧
被誉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
《红岩》为何能够产生深远影响，不少专家都曾作过深入研究。
“这部小说所表现的规模是如此宏大，人物是如此众多，矛盾冲突又是如此复杂，剪裁起来是颇不容易的。而作者在结构上却安排得十分妥帖。”著名评论家孔罗荪曾在《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评＜红岩＞》一文中评价道：《红岩》是一部用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正是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这一殊死的斗争，同书中的英雄人物共过命运同过生死，他们的形象完全凝结于作者的思想感情之中，因而，他们才能够如此深刻地体现在作品之中，才能够有如浮雕一般地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阎浩岗对《红岩》也有着深入研究。座谈会现场，他说：“小说《红岩》是红岩精神的形象化的载体，60年来，它对于传播红岩精神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全国人民之所以知道红岩精神，离不开这本小说。”
阎浩岗表示，《红岩》把纪实和传奇这两个本来是南辕北辙的东西融合在了一起。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小说中也有英雄传奇，但是那些英雄传奇明显带有夸张、想象、传奇的色彩，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传奇。但是《红岩》里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有真实的历史作为依据，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
一般情况下，以真人真事作为依据，不容易达到传奇的效果，《红岩》是怎么做到的？阎浩岗认为，它的题材非常独特，它写的是革命烈士，写的是监狱斗争、监狱生活，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传奇性。更重要的是，革命烈士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不同寻常的传奇。《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把这些事件非常生动、非常艺术化地表现了出来，这样就做到了纪实和传奇的结合，既很感人又很有艺术的魅力、感染力。正因如此，《红岩》创造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发行纪录。
朱军则表示，《红岩》塑造了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等一系列崇高的英雄形象，“崇高”不是指他们在党组织中的地位，也不是他们创造的革命业绩，而主要来自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他们追求的都不是锦衣玉食、儿女情长，而是如马克思所说要让自己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他们对真理的执着超越了对生存的本能渴望，对国家命运的求索超越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小说对这种超拔精神力量的表现，使这些英雄人物从党的基层组织中的一员，升华为万千读者心目中共产党人崇高形象的典型代表。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读到长篇小说《红岩》。”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晓风说，他给学生讲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时候，几乎每年都要讨论《红岩》，至少持续了30年以上，“我对《红岩》有一份特别的理解和一种特别的感情。我把我的感受归纳为一句话：诗与史俱在。”
周晓风说，《红岩》是一部富有革命激情和诗意的作品，也是一部真实记录我们所生活的这一片土壤上的革命斗争史的史诗作品，至今仍然富有深刻的历史感和丰富的历史启示。期望《红岩》的经验和成就能够得到进一步发扬和更新，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世代传承
以丰富文艺形式增强人民力量
歌剧《江姐》、歌曲《红梅赞》、电影《在烈火中永生》、话剧《幸存者》、川剧《江姐》……《红岩》问世以来，围绕它改编和衍生出的作品层出不穷。一部部精彩纷呈的文艺作品，让《红岩》热度持续高涨。
“我是60年代生人，我们这一代从小是看着《红岩》长大的。《红岩》里的英雄形象，从小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中。”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京剧院党总支书记程联群说，近年来，重庆京剧院创作了3部根据《红岩》小说中的事迹、人物改编的现代京剧，即《江竹筠》《张露萍》《双枪惠娘》。
“在学英雄、演英雄、到英雄当年生活和战斗的地方采风体验时，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些英雄就在我们身边。《红岩》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是因为它真正来源于生活，它是很真实的。”程联群说，形式丰富的文艺作品，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庆市话剧院建团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岁，70余年来创作了多部红岩题材的话剧，有《小萝卜头》《红色恋曲1949》《幸存者》《红岩魂》等，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重庆市话剧院创作中心主任张函说：“鲁迅先生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红岩精神继续润泽着我们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而我们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也怀着敬畏之心，用自己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讲述着红岩故事，传承着红岩精神。”
座谈会上，与会读者也畅谈了和《红岩》的渊源。
读者肖红已经退休，她的二外公谭沈明烈士殉难于“11·27大屠杀”中。“据我母亲回忆，《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先生还曾到我外公家了解情况、收集素材。《红岩》这部小说写尽了黎明前的苦难，更写出了希望和光明。革命先烈向死而生、舍生取义，因为他们坚信，黑夜即将过去，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她说。
读者杨晓龙是个00后大学生，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和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的“红岩班”的一员。他说：“第一次接触《红岩》这本小说时，我11岁。之所以会拿起这本书，是因为那个标志性的封面吸引了我。虽说童年时期，我读《红岩》是不求甚解地读，但其中与我年龄相仿的小萝卜头的故事，却让我深受触动。两个同龄孩子的境遇竟如此天差地别!我于是更加感恩，亦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对先烈最好的缅怀就是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烈火中不灭的信仰去点燃新时代新的荣光。杨晓龙说，长大后他在《红岩》小说里读到了更多，“弘扬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我辈青年义不容辞!”
（记者 兰世秋 赵迎昭）
（稿件原载于2021年12月21日《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