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孝感的第32天，风很大，呼啸着掠过天空。
安静的城市，偶尔驶过空旷大街的摩托，听声音像是列车由远而近。
其实，窗外的武孝城际铁路线上，我从未见过列车飞驰。
两天前，从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城院区采访结束，我选择穿过武孝城际铁路的桥洞，步行返回驻地。
阳光温热，近3公里的路程，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偶尔会有戴着红袖章的疫情防控人员擦肩而过，更多的是我的走动，惊扰了行道树上的鸟儿，扑闪着翅膀飞向远方。
如果没有疫情，这3公里的路程，应该是车水马龙吧？武孝城际铁路上，列车也将搭载着南来北往的旅人，驶过一望无垠的江汉平原。
如今，桃红柳绿，我的影子却孤单。
缓步而行，微信上有消息传来：“才知道你去了孝感，照顾好自己！你也是逆行的英雄！”
发来消息的，是一位高中同学，多年未曾联系。
我站在G107的路牌下，看着孝感3月蔚蓝的天空，想起《鼠疫·局外人》里的一句话：“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
选择一份职业，有荣誉，自然也有责任。
我是一名记者，疫情当前，理应坚守一线，这与英雄主义无关。
还记得1月25日、正月初一，我在云南岳父母家中过年，妻儿、孩子的两个舅舅，还有随我行至云南的两位同学及其家人。
那一天，一家团圆、其乐融融。
其实，两天前武汉封城。心中隐隐有某些预感，当天我就在报社工作群里留言：如果需要到一线采访报道，算我一个！
不曾想到，正月初一这天，孩子的两个舅舅，比我更早接到了返岗的通知，他们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医生，责无旁贷。
正月初一的晚餐，因为孩子两个舅舅的离开，气氛有些压抑。
压抑的气氛里，我的手机响起。没有意外，第二天，我将自驾1200余公里赶回重庆，“疫”线采访报道的工作等着我。
接完电话，我看到了母亲眼中的泪水。两个儿子已经奔赴一线，女婿也将启程，如何不让她担心？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再多的言语都苍白无力。
却是父亲给予我鼓励：“你放心去做你该做的事，我们会照顾好球球（儿子的乳名）。”
是的，当千千万万个我们奔赴一线，背后是千千万万双牵挂的眼睛。他们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和信心，也照顾我们的父母妻儿周全。
于我，孝感之行或许凶险，却也是“该做的事”。
《说文解字》言：“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
在我看来，记者与史官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记事者，不亲临现场，如何记事？
只有亲临现场，我才能看到无数白衣天使在这场战“疫”里前赴后继，才能看见他们脸上的压痕心里的伤，才能看到危难时刻国家的脊梁民族的魂……
我不是英雄，我记录英雄，讲述英雄的故事。
刘景仑、刘煜亮、刘华、张雷、李蕊、杨晓娟、王杰、唐晓铃、彭松、王文斟……在孝感，他们直面病毒、抢救病患，从未顾及自身安危，却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为“高危人群”，努力与记者保持距离。
我努力记录每一个人的点滴故事，努力记录更多人的故事，努力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然而，无论是我还是在孝感的其他媒体记者，有限的篇幅、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文字表达，都不足以将故事讲述哪怕千万分之一。
他们才是这场战役里的英雄，告别妻儿老小，放下儿女情长，放弃见亲人最后一面……
记得2月26日，采访了5位1997年出生的护士，这是重庆赴孝感支援队里年纪最小的五朵小花。
虽然戴着口罩，但她们的眼睛里，都闪烁着青春的气息，都洋溢着自信乐观的微笑。
曾几何时，她们还是父母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的心肝宝贝，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
可她们额头上护目镜留下的印痕，却表明在到孝感之前，她们已经冲在了抗击疫情的一线。到孝感，只是她们作为尖刀班更加深入敌人的腹地。
是的，当我们还在念叨她们只是孩子时，当我们还在心疼她们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时，她们已经肩扛重任、从死神手里抢人。
想起刘景仑接受采访时反复念叨的那句话，“我是医生，我做好医生该做的事情。”
哪里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这场疫情国难里，有的都是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记者 陈维灯）
